不知你何時才來
1934年炎天，沉櫻與梁宗岱在japan(日本)葉山享用著二人世界的寧靜與甜美。他們得知巴金有明天將來本的設法，兩次寫信敦促巴金成行。沉櫻與梁宗岱是7月17日從上海動身赴日，剛到沒幾天，24日就火燒眉毛地給巴金寫信：“此行印象頗佳，不知你何時才來？我們昨天在東京四周的葉山租了一所japan(日本)屋子，很是精致心愛。葉山這處所原來是一個背山面海的避暑地，可是我們準備暑天過后也還住下往。由於這里的周遭的狀況既美又靜，頗適于唸書。且路況便利，只需一小時的火車便可到東京。我們昨天談到你，盼望你明天將來本的時辰，最好能來同住，可是不知你能否愿意。你何時出發來此，請先來信告訴我們一聲。”[1]言辭中佈滿了他們對于重生活的欣喜和等待。
不到一個月后，他們又寫信：“我們真渴望你能早來。”還托巴金帶火腿、辣醬和京彩；梁宗岱還有附筆：“沉櫻羅羅嗦嗦說了一年夜篇，想說的話都給她說完了，還有說不完的，盼望你早日來再面談罷。”[2]
沉櫻1934年7月24日致巴金信
盛夏是葉山海濱最熱烈的時辰，這么迫切地召喚友人，莫非他們住得寂寞了，連戀愛的瓊漿也不克不及療救那顆孤獨的心？想起他們在北京那么多伴侶在一路的熱烈日子，這里真是顯得寂寞。不外在北京那些不高興的記憶，他們生怕不愿意再提吧，或許說恰是為了迴避這些他們才到japan(日本)往的：在他們熱戀的時辰，梁宗岱的老家昔時包攬婚姻的老婆來北平找他，梁宗岱劇烈地否定這樁婚姻，但對方也不依不饒，北年夜傳授的離婚案上了報紙，一時光沸沸揚揚。那時，胡適站在他的對峙面，作為對方的代表來與梁宗岱實際，以胡適在學界和社會上的影響力，梁宗岱的終局可想而知。1934年4月18日，胡適在日誌中講到離婚前提的細節之后，惡狠狠地寫下如許一段話：“此案我于1932年十月十七[日] 代何氏致函宗岱，提議離婚，她只需求五千五百元。宗岱惡棍，不睬此事，就致訴訟。成果是要費七千多元，而宗岱聲譽年夜受喪失。君子之小不忍，自累這般。”[3] 假如沒有記錯的話，兩年前，恰是胡適力邀梁宗岱回北年夜擔負法文系系主任的。后來這種情形，可見兩小我的關系裂縫并非始于這場離婚訴訟。由於接上去，復任北年夜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又親手將梁宗岱逐出北年夜。1934年5月30日，胡適日誌寫道：“約定北年夜文學院舊教員續聘人數。”此中，“不續聘者”六人，第一個名字便是梁宗岱。[4] 幾天后，朱自清從朱光潛（孟實）那里得知梁宗岱的情形：“聞梁宗岱將婚沈[沉]櫻，惟梁已掉業矣。”[5] 很顯明，梁宗岱是被逐出北年夜，這才往japan(日本)的。
用巴金的話講這是“流放”。“我了解在中國他留下的苦楚的記憶太多了。對于他也許那遠迢迢的地中海畔的法蘭西，或許這承平洋上的花之島都城會有更多的不受拘束空氣罷。”巴金還批駁了“甚至在明天的中國還佈滿了聚會場地盡情衛道的圣人”，這是指胡適吧。[6] 寫此文時，巴金已在japan(日本)，那不是炎天，而是初冬。那一年的11月3日，他從上海動身，7日達到橫濱。他們相聚，談文學、談藝術，巴金看到的兩小我是幸福的：“在松林中的寧靜生涯里他們佳耦在幸福中陶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親眼看見了這一切。”[7]
沉櫻1936年9月8日致巴金信
阿誰季候，海邊寧靜上去，在幾年后沉櫻的筆下甚至還有幾分蕭瑟：“在異國的鄉下，沒有伴侶，沒有熟人，甚至連鄰人也沒有一個（那些空屋子要到夏日才有人住）。日子靜得像止水。海邊的漫步是獨一的消遣；假如被風雨禁止了，便只要看看那些死板的山林，聽聽單調的潮聲。自從有了‘我們的海’，總算在案頭有了個神游之地，打消了不少寂寞，不外有時也就更顯得寂寞似的。”[8] 這是沉櫻1940年春天在重慶的追想，阿誰炎天，那片海，早已物是人非。
還有一個男子作家沉櫻
良多人都說在japan(日本)的這一段時間是沉櫻與梁宗岱在一路最高興的時間，但在梁宗岱的文字中，我并沒有找到沉櫻的身影。他在為譯詩集《一切的峰頂》寫序時，侃侃而談的都是譯詩的工作，只要文末署的時光“廿三年玄月九日于葉山” [9] 對他們來講有著特別的記憶吧。他1934年9月20日在給“親愛的巨匠”瓦萊里的信中，講過前不久產生的離親事件，本身的精力狀況和任務：“我加入來，身材涓滴無損，精力比任何時辰加倍活潑往研討，加倍同心專心孜孜于自我完美的崇奉。”[10] 他還講了明天將來本的居所、任務打算等：“這里是一個japan(日本)小村莊，三面圍繞滿植樹木的山嶺，遠眺一線年夜海。這兩個月來，遲早唸書寫作，下戰書海浴。此刻氣象轉涼，我的任務只被天天兩次漫步稍為中止一下。”[11] 這封信不克不及算短，講了良多工作，唯獨沒有提到與他相依相伴的沉櫻一個字。沉櫻是誰？她就這么被梁宗岱的年夜袍子給遮住，她是可以被疏忽的嗎？
沉櫻，山東省濰縣人，家道比擬殷實，是一個轉型時期比擬新派家庭中生長起來的女性。1925年，沉櫻考進上海年夜學中文系，這是中國共產黨開辦的富有反動精力的年夜學，陳看道、瞿秋白、茅盾等人都曾在這里任教，兩年后因黌舍被封鎖，她轉進復旦年夜學。聽說，她是進進復旦的第一批女先生之一。新文明的風雨喚起沉櫻創作的熱忱，她一登上文壇，便遭到茅盾的追蹤關心。1928年，茅盾給編者的信中說：“《年夜江》二號上陳因密斯之《回家》很好。不知此密斯為新進作家乎？抑老作家乎？《回[回] 家》（支出短篇小說集《喜筵之后》時更名《回家》）一篇的作風是詩的作風，舉措成長亦是詩的成長。此等作風，文壇上未幾見。愚見甚愛之。憶往者冰心密斯有二三篇亦頗具此風味。至于意義方面，自無可議，僅微嫌晦暗。想亦不得不爾。猶有一特色，即以家庭瑣事透視社會人心之年夜變更，以靜的佈景透視動的人生，伎倆亦頗別緻。”[12] 冰心是“五四”時期最為著名的女作家，茅盾拿沉櫻與她比擬，年夜有認沉櫻為冰心的后繼者之意味。短短的時光內，沉櫻成為那時文壇刺眼的明星。1929年，她有三部小說集出書：《喜筵之后》（北舊書局1929年6月版）、《夜闌》（光華書局1929年11月版）、《某少女》（北舊書局1929年8月版），之后又有兩部小說集《女性》（生涯書店1934年10月版）、《一個女作家》（北舊書局1936年1月版）。沉櫻平生的小說創作差未幾盡在于此。短短幾年，儼如她的筆名：一時青春，殘暴的落櫻。
沉櫻1935年攝于北平家中
1931年，沈從文在題為《論中國創作小說》的述評文字中，特殊提到沉櫻的創作，他以為新起的短篇小說作家中值得留意的是施蟄存、孫席珍和沉櫻。對于沉櫻，他以為：“與施蟄存筆致有類似處，開闊爽朗細致，氣度因生涯與年紀拘謹，無從睜開，略嫌狹小，但是能使每一個作品成為一個完善好作品，在組織文字方面皆非常留意，且為女作者中極有盼望的，還有一個男子作家沉櫻。”[13]在1934 年，沉櫻在文壇的影響力不輸于梁宗岱。惋惜，此后她的創作越來越少，這位女作家畢竟往哪兒了呢？
沉櫻小說集《喜筵之后·某少女·女性》
“我是一個不征服的太太”
1935年5月10日，梁宗岱在葉山給瓦萊里的信中說：“今月底將分開japan(日本)返北平。然后到中國際地看望父親。我預計和他在廣州四周的家鄉渡過寒假，然后再從頭執教。已有三間年夜學向我提議擔負外語文學系主任。今朝尚未決議往何處，要等候聽取父親的看法。”[14]他正遲疑滿志。沉櫻呢，則走進了家庭。他們回國后，正式成婚。沉櫻生孩子、打理家務，開端實行一個家庭婦女的任務。巴金和靳以幾回約沉櫻寫一本《葉山札記》，開初她頗有興趣，兩三年曩昔，卻一個字也沒有寫。后來，連寫的心情也沒有了。她陷在生涯的瑣務中：“我們這里從占元走后（他在時曾經異樣情況）天天為換用[傭]人費心，可貴一刻安靜，又加我的身材欠好，一天有年夜半天是不舒暢的，文章的事固然時辰惦念在心里，但幾回委曲往寫，身心都不答應寫下往，同時大夫也在制止，不外這都是大事，我總想盡力作往，可是什么事都是一齊來，想不到宗岱又突然生起病來（是丹毒），最後是在家治療，越來越重，才又進了病院，此刻已見好，再待三五天可出院。總之，我的文章不克不及交卷，此刻是定了，并且在比來三四個月內由於我本身身材的關系，也無再寫的盼望，萬分的對不起，請接收我的報歉吧。”[15]
沉櫻的處境，禁不住讓我聯想到她在小說中描述的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涯。有學者以為新文明活動闡述中的“新女性”，其焦點內在，重要包含人格自力、經濟自力和愛情婚姻不受拘束三個方面。同時，也指出：“五四發蒙活動塑造了一代新女性的心靈，而新文明的本位主義話語，卻令他們無法完整表達本身。” [16]無論接收的教導，仍是小我的姿勢，沉櫻無疑都屬于“新女性”行列中的一員，“新女性”話語成績她的人生，也令她迷惑。1943年，在與梁宗岱育有三個孩子之后，沉櫻仍是選擇與梁宗岱分別。要講緣由，也許很復雜，要簡略說，就是梁宗岱回故鄉識得唱戲的甘少蘇，由仗義救風塵到相戀、聯合，再回到重慶往，想持續以前跟沉櫻的生涯。作為一個古代的新女性，沉櫻不克不及容忍，她決然選擇帶著三個孩子分開了梁宗岱。
1940年，與長女思薇攝于重慶
沉櫻的表兄、學者田仲濟在文章中已經流露出沉櫻和梁宗岱離開后的一些細節：
到上海后，這情形似乎未轉變，在三妻四妾符合法規的社會里，梁宗岱天然以為他沒有什么不合錯誤的處所。可沉櫻是不愿接收這難捨難分的情形的。有次她事前約好，陳釗（沉櫻的弟弟——引者注）到時接我們兄弟二人一路到了記憶中似乎是一個旅店，找到了梁宗岱，陳釗向前握住了梁宗岱的手，開端我認為是握手，不像，兩小我都不松開，而是在用力，顯然是角力了，兩人都沒有笑臉，但也沒有瞋目戟指，事前沉櫻什么也沒說，只說要給她當外家人往，我們倆就承諾往了，瑜伽場地所以那時什么話也插不上，陳釗當然知道的多些，似乎他不是第一次和梁宗岱會晤。兩人角力足足有十幾分鐘，似乎誰也沒克服誰……我們二人既未脫手，也未動嘴，只起了助威的感化。梁宗岱看見我們三小我像天兵天將似的驟然來臨，天然是有些不測的，他簡直一句話也沒講，角力終了，陳釗只簡略地說了兩句話，年夜意是要他老誠實實，不準在理糾纏，然后我們即上車走了。……沉櫻未幾談笑，自負心很強，梁宗岱也是一特性格有些怪而特性極強的人。他們倆人，是很難使誰服輸的。[17]
從伴侶趙清閣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或許看出，即使沒有甘少蘇呈現，沉櫻和梁宗岱的相處也是很難。沉櫻有本身自力的尋求，不愿做梁宗岱想象的那種賢妻良母：“一九四八年她的弟弟接她往臺灣，從此她帶著三個孩子分開了上海。……行前，我和女詩人方令孺已經勸止她赴臺，這時她與梁宗岱已離婚，她的特性很強，她向我表現她要走得遠遠的，永久不再會到梁宗岱。這是恨，但也是因愛而恨！他們的牴觸重要還在于宗岱盼望她做賢妻良母，而她偏偏工作心很重。她的這種自力人生不雅，也反應在她的作品里。”[18] 閻純德則在文章中直接援用沉櫻的話，是這么表述的：“和他離開，其緣由，既簡略，又復雜。他很有錢，是一個有雙重性情的人。我只要分開他，才幹獲得束縛，不然，我是很難脫身的。我是一個不征服的太太，決不順著他！大要這也算山東人的性格吧……”[19] 像她本身說的，“束縛”“脫身”“不征服”“盡不順著他”，這些語匯都極富特性。在如許的義無反顧中，我仍是可以或許看出沉櫻的心有不甘。1946年，曾經很少頒發作品的沉櫻，居然頒發了一篇短文《“雀巢鳩居”引》[20]，單單是從這個標題上就可以或許讓人聯想到一點什么。看來，無論如何的自力女性，這種損害都是難以撫平的。
1935年，梁宗岱、沉櫻與馬思聰佳耦合影
日子過得似乎特殊充分高興
到了臺灣的沉櫻，不免懷孕在他鄉的孤單感，不外，這里倒是她的療1對1教學傷地，使她的下半生取得了良多知足和樂趣，讓她的人生變得豐滿。她以腳踏實地的人生腳步和嫻雅自如的品德為“新女性”注進了真正的的內在。
消息隔斷三十余年后，沉櫻1979年在給田仲濟的信上，說到那些年的生涯：
最後7年接近釗弟，在村落中學教書，周遭的狀況清幽，生涯安寧，精力之愉快史無前例。讀寫均有收獲，不外愛好趨勢了西洋文學的瀏覽與翻譯。這與你昔時叫我譯《伊索寓言》不有關系。孩子長年夜，老母往世（80遐齡），為了將就升學，我帶孩子又到臺北教書，后來孩子接踵……留學、失業、成婚（現婿媳均溫柔，二家各有二孫）。我最後留臺獨力運營自印的幾本書，名《蒲公英譯叢》，銷路奇佳。有意來美僑居，只作投親觀光，65歲退休后朽邁漸至，始來假寓。[21]
幾行字，年夜半生。信上說的“村落中學”是苗栗縣頭份鎮私立中學年夜成中學，“臺北教書”是指在臺北市第一男子中學傳授國文，直到1967年退休。那段日子，沉櫻單獨一人，帶著三個孩子，又要任務，又要家庭，生怕是她平生中最辛勞的歲月。但是，她似乎從未叫過苦，從未埋怨過。生涯忙累，她沒有被其俘虜。在臺灣，她迎來平生中工作的岑嶺，尤其是翻譯任務，卓有成績；因翻譯出版，又投身到出書工作中。這些單槍匹馬的奮斗成績，再一次浮現出她人生的殘暴。
沉櫻翻譯的黑塞、毛姆、茨威格（褚威格）的作品曾迷倒過不少臺灣人。作家王開平曾回想年青時追沉櫻譯本的工作，那時他對翻譯小說癡迷嚮往，有一天，碰見了一本叫《同情的罪》的翻譯小說：
很愛好書中淵深流靜的譯筆，一清如水的文字，恍如絲綢之細致，那般平庸卻又那般雋永。若無其事中，娓娓細說塵凡年夜化的憂勞與滄桑。
我把以前那些錯綜復雜、波折古怪的“故事書”全丟在一邊，開端到書店一本本尋訪沉櫻密斯的譯作。我四處網羅，無論是小說或散文、褚威格或赫塞，所有的搬了回家。一本盡版的《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個小時》是在光華商場的舊書堆中翻出來的，看著封皮灰黃老舊的臉孔，我突然清楚什么叫“寂寞”。
我翻來覆往，一遍又一遍重溫那些已經錯過的性命聰明。感謝上天，總算還不晚。[22]
沉櫻贈予給巴金的譯作《同情的罪》并在扉頁上題詞
良多人都愛好沉櫻譯文的流利天然，有本身的作風。林海音說：“她的文字輕松活躍，順乎天然，盡不矯揉造作，她的翻譯卻是小說居多，她對于選擇作家作品很當真，必定要她愛好的才翻譯。當然翻譯的文字和創作一樣彆扭，所以每譯一書皆成滯銷。”[23] 鐘梅音以為，茨威格的小說“能這般動聽，譯者沉櫻密斯功不成沒，她既能領會進微，又能曲盡其妙，是位幻想的翻譯家，她那精美的筆調如行云流水，卷舒自若，是以篇篇肌理豐盈，渾然無疵，讀她的譯文，就像讀本身人的創作”[24]。羅蘭印象深入的也是那“精美瀟灑”的譯筆：“我信服她那恰到好處的譯筆，可以或許完整解脫開普通譯作生澀拗口的弊病而使原作者仍能以其精美瀟灑的姿勢呈現在讀者眼前。”[25] 他們的評價，與沉櫻的尋求也是分歧的。沉櫻曾說過：“我以為無論是翻譯仍是創作，便是文學作品，除傳情達意之外，還應在筆調上予人美感，至多不應讓讀者一面看一面做文字重組。”[26]“美感”成為沉櫻譯文的標志和魂靈。
沉櫻在翻譯任務中找到樂趣，沉醉此中，人生也不再寂寞。她說：“從上海離開臺灣，不知不覺地過了十四年。這段時光的前半段，住在一個清幽的鄉間，生涯很是清閑。教書理家之余，沒事便翻閱手邊一切的幾本英文小說，作為消遣。碰到非常愛好的，幾回再三讀了還覺不敷，又試著翻譯出來。由共享空間於在翻譯中更能獲得細讀深解的樂趣，假如領會出一點弦外之音，或是表達出一點奧妙情調，的確像是本身創作普通自得。”她非常悼念每晚燈下譯書的情形：“我不是愛回想的人，但收拾這本集子的時辰，卻禁不住記起譯寫這些小說時阿誰‘日熱花噴鼻山鳥啼’的周遭的狀況，和那夜晚燈下，老母默坐唸經，三個小兒女并頭熟睡，本身伏案執筆亂涂細改的情形。”[27] 翻譯是她的業余任務，“我翻譯的都是我愛好的”[28]，似乎很隨便，實在，她的目光和愛好都分歧流俗。她說：“籠統來說，我特殊愛好的是德、法、俄以及北歐列國有關人道切磋、心思剖析的小說，和略帶詩意哲理的散文，是以分量過重、深邃隱晦的巨著，往往不克不及接收。我的譯作是副產物，讀得渙散，譯得也就毫無體系。”[29]
沉櫻編選的《散文觀賞》
無意插柳柳成蔭，由譯書到本身印書、賣書，這是沉櫻性命潛能的年夜迸發。說是“出書社”有些委曲，連個名號都沒有，書上只是印著“出書者陳锳”，這件工作似乎只要她一小我在忙活，出的基礎上也都是她本身的書（此中有一本梁宗岱的譯詩集《一切的峰頂》），這能算是“出書社”嗎？但是，這間一小我的出書社，成就卻不容小覷，哪怕最後事出偶爾：1967年，沉櫻六十年夜壽時，孩子思薇和思清從美國匯款給她祝壽，她把宴客剩上去的錢拿來印本身翻譯的茨威格（褚威格）的《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以送給伴侶做個留念。想不到，由此便一腳踏進出書界。1968年2月，她說：“這年夜半年，由於印書、出版，日子過得似乎特殊充分高興。由於除了在印書的現實經歷中，理解了紙張的品種、編排的格局、印刷的法式、裝訂的好壞，感到增添了一些常識很是興奮之外，更令人高興的是，和讀者有了直接的來往。” [30] 讓她想不到的是，本身翻譯的書，一年內竟然印了十版：
其實，這書的發賣之快，有點出乎不測。雖說印書就是盼望有人讀，但如何也沒想到立即會有這么多讀者。這是我第一次公費印書，重要的目標是為了小我的一點小小留念，想拿來分送親朋。只印了一千本，待分送完了，剩小樹屋下的能賣就賣，賣不失落也不致賠累太過，是以，第一版印畢，連紙型也未留上，誰知剛出書便須再印，只好用拍照又印了一千五百本，認為夠多了，想不到又是一月之內即須再印。那時真不知印幾多才好，親朋們有的已在勸我謹嚴，適可而止，別剩下些書發黃發霉，釀成廢紙，白受喪失。斟酌成果，冒險仍印一千五百本，竟又銷完了。[31]
《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共印三十版之多，發賣跨越十萬冊，這在六七十年月的臺灣，也是不年夜不小的古跡了。沉櫻遭到鼓舞，把本來交給此外出書社（書局）出書和刊行的書發出來本身印、本身賣，短短幾年內她印了近二十種。“這本書（指沉櫻翻譯的《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引者）帶給讀者的是什么，我不了解，但授與我的卻太多了。第一，由于它的滯銷帶來的物資和精力的激勵，使我在一年內又印了其他九種小書，甚至有了要成立一個譯文出書社的野心，想今后盡量為大師供給翻譯讀物，作為本身退休后的從業。第二，由于這些書的印行，使我這糊涂無用的人竟然也處置了些印書發書的事務；固然過錯時出，但一小我突然做起本身一貫以為不會做的事，老是自得不凡、自鳴得意的。”[32] 令她高興的，不是物資支出，而是心坎的知足和成績感：“本身除了因翻譯而對原作深切感觸感染之外，還有一件興奮的事，就是因出版而得和大師接觸。曩昔雖也出過幾本書，但接觸的只是書局，歷來不知本身的讀者是誰。此刻天天能從劃撥單上熟悉幾個完整生疏的姓名，在寄書封套上寫些歷來不了解的地址，似乎本身的交游突然普遍，生涯也隨著活潑起來；假如再在通信欄內看到幾句稱贊的話，便像碰到良知，的確興高采烈了。”[33]
沉櫻譯作《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
每一次接到郵局轉來的訂單時，每一次收拾地址、給讀者寄書時，沉櫻那作家的想象力便異常活潑：
每次預定市場行銷登出，郵政劃撥單便成了最風趣味的函件，翻開來后，老是一張張地細心看著。起首看那生疏的姓名，料想著性別，接著再看地址，猜測著個人工作，最后往讀“通信欄”，有的寫得密密層層，有的言簡意賅，但都不過表現對這書的愛好，盼望先睹為快，或是訊問些有關的事項……幾百張看上去的統計，女性比男性多，南部比北部多，外縣比本市多。至于個人工作，在看得出的范圍內，各界都有，先生并不太多。不外，我的愛好并不在統計，而是在想象。我曾對著某山林場、某縣漁村以及某地部隊信箱的通信處，想象著山中海濱防線的寂寞，或是對著一封說她因有小孩纏身未便到郵局劃撥，所以用郵票函購的讀者來信，想象著主婦生涯的繁忙。當我把書封好，寫著郵寄地址的時辰，我的信像隨之飛越到那些遠遠的處所，看他們是在如何的情形下在讀這些書。[34]
沉櫻給本身的這套譯叢取名“蒲公英譯叢”，每本書的封底下角有她寫的這段話：
我愛好花，尤其是那些有點異國情調的，像曼陀羅，郁金噴鼻，風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單是了解一下狀況名字也覺風趣。這些花中蒲公英是最低微的一種，冰雪剛化，它便鉆出空中，睜開綠葉，挺起黃花，裝點在寂寥了一冬的空中上。瀰漫著一片春來的喜悅。盡管無人理睬，依然處處怒放，直到奼紫嫣紅爭奇斗艷的時辰，它才結實釀成白頭翕，悄然消散，此刻用作我混亂譯書的總名，一方面是為了這名字的心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那低微的可取。
蒲公英譯叢《毛姆小說集》
這段話既流露心跡，又寫得精美，是一則上佳的小品文。沉櫻的這套書都是32開本，以一兩百頁的薄本為主，封面是宋體或黑體的書名，光鮮的色塊做底襯，一角是手繪的蒲公英圖案，design簡練、清爽。書的前勒口有郵購的書目，分歧時光的印本，書目略有差別。
沉櫻的印書工作開端于1967年6月，年夜約停止于1970年月后期。她的日子，也由於這些書而滿滿的。她暮年在給梁宗岱的信上說：
人世重晚晴，看你來信所說制藥的勝利和施藥的樂趣，再想想本身這幾年譯書印書的收獲，我們都可說老景不錯了。你最可羨的是暮年回家鄉，而我此刻要歸去的處所，只要自建的三間小屋。我在六十歲誕辰時用孩子們給我過誕辰宴客剩下的錢公費印了一本褚威格的小說集，想不到竟破記載地滯銷，此刻已三十版，十萬冊（以前也曾由書店出書三本）。這幾年內前后共出書了十本書，你的《一切的峰頂》也印了。……這固然沒有你施藥濟世活人那么快活，但能把本身的觀賞興趣散布給人而又為人樂受，也感到生涯不再充實。[35]
這是一種幸福的知足，人生沒有虛度的幸福。
心靈的花圃，藝術的沉櫻
1968年，沉櫻在鄉間的果園里建了一座小屋，它在沉櫻教書的頭份鎮斗煥坪村的果園中。果園的男主人張華文，是本地人，是國粹大師和抗日志士，還曾是康無為的及門門生。回到故鄉后，守著祖產坡地過著晴耕雨讀的生涯。女主人司馬秀媛是一位japan(日本)華裔巨賈的女兒，追隨丈夫離開臺灣鄉下。他們與沉櫻成了伴侶，司馬秀媛還在沉櫻的激勵下，兩小我合譯過黑塞的《車輪下》。沉櫻在一篇題為《果園的門客》的散文中寫到“小屋”：
這是在伴侶果園中辟地而建的小屋，由於不忍把多大哥樹亂加砍伐，所以市道墻腳都緊靠著樹根。早春屋子落成，樹一抽芽抽枝，清蔭立即密密覆蓋，有些高揚的枝葉甚至伸到檐上去。記得有人說過“屋易蓋，樹難栽。”此刻新屋而有老樹，其實長短常可貴而可喜的。
……
小屋隔出三分之一為臥室兼書房。向南的窗下放床，向西的窗下放書桌。躺在床上瞻仰窗口的年夜柚樹，濃蔭如傘，恍如置身樹下。柚子開花時，一陣風過，看見落花像雨點般打上去，常禁不住要閃躲，忘了本身是在室內。……[36]
真像伴侶說的，這里的確就是“世外桃源”，沉櫻也不無自得：“自從在伴侶果園內蓋了三間小屋之后，親朋們都戲稱我是有了別墅的人，常要我帶她們往觀賞。初往的人第一句話老是‘真像世外桃源’，……我的小屋就建筑在他們屋子的右側，前后有門，四面有窗，室內有廚房，有浴室，有壁櫥，還有壁爐。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37] 這里草木蔥鬱，花噴鼻四時，讓人精力為之一爽：“小屋前后都種有白柚樹，春天到來，開滿白色的柚子花，花噴鼻撲鼻，到了冬天，成果累累。锳姊常帶些奇樹異草回來，至今每到春天，仍然有紫色鳶尾花、粉紅扶桑、軟枝黃蟬怒放，不雅葉類植物也很旺盛，與紅白杜鵑相互照映……”[38]
有“一間本身的房間”，還有一群談得來的伴侶。小屋落成后，沉櫻簡直每個周末城市從臺北帶伴侶們來度周末，羅蘭、林海音、張秀亞、琦君、劉枋等都來做過客，加上園主人一家人張漢東、司馬秀媛、張典婉（《承平輪1949》的作者），他們在一路烘餅干、做蛋糕、蒸包子，好不快樂。此時，舊日感情和家庭生涯中遭到的損害都變得不再主要了，沉櫻以本身的自力和盡力讓生涯充分，顏色豐盛。
沉櫻攝于臺灣
她仍是一位善于從平常瑣碎的日常生中發明美和詩的人。在臺北鬧市中的生涯也是這般。她寫過本身家里“陽臺上的花”，這些花長勢旺盛，時常會從陽臺探出頭往，它們懸在空中，“風輕輕一吹，便搖曳不已，使人看了，充足貫通到所謂花枝飄揚是如何一種婀娜之美”[39]。她家的陽臺正對著丁字路口，以往人們走過這里都是低著頭促而過，當這些花怒放的時辰，人們不由加快腳步，昂首觀賞。在落地窗后面看到這一切的沉櫻，感到無比的舒服和快活。
在伴侶的眼里，她是“藝術的沉櫻”，不只是她寫作和翻譯了那些精美的文字，而是她可以或許把美帶進生涯，可以或許在生涯中發明美：
臺北信義路四段，繁榮鬧區，餐館攤販林立的處所，卻隱著她“室雅何必年夜”的“小屋”。陽臺上，參差有致的花卉，配上她深藍超脫的薄紗窗簾，跟著微風拂進她小屋的就不是市聲，而是花噴鼻，融進她桌上的書噴鼻和幾上的茶噴鼻里。[40]
沉櫻會用各類顏色的紙“造花”，“造”出良多適意的圖案，別有神韻，張秀亞曾驚嘆地描寫過，沉櫻家那些花的顏色、姿勢和意境。這些朵朵活潑的花兒，都是沉櫻用縐紋紙做的，“這些美妙的花朵都是作家沉櫻自她心靈的園子中采擷出來的，……日常平凡，大師看慣了她雋逸精美的文章，多半都只了解文藝的沉櫻，而疏忽了藝術的沉櫻！”[41] 羅蘭感嘆：“多年來，我一向都感到陳教員自己就存放了我年夜部份的中國夢——中國式的溫厚、中國式的蘊藉睿智、中國式的高雅、中國式的悠閑、中國唸書人的書卷氣，以及中國人看待伴侶的那份真摯。”[42]
“新女性”給人的印象常常是不為世俗所囿，勇敢、英勇、豪放，甚至是“反動”，如丁玲那樣。沉櫻走的不是如許一條路，她有著本身很是固執的保持和精力的尋求，但是，她又并未尋求大張旗鼓，而是更安于安靜的生涯，終于又能在如許的生涯中找到自我，讓良多虛妄的價值不雅念落到了生涯的細處，如許也心安了，性命也美滿了。1963年在為赫爾曼·黑塞《我最心愛的讀物》所寫的副跋中，沉櫻說過如許一段話：
我們生涯的這個世紀，除了天然迷信和工藝技巧獲得了高度的成長以外，就人類全部文明而論，是個凌亂得不幸的世紀。在這全人類汗青文明絕後的轉捩點上，我們最需求的是尋求真諦的冷靜、沉著、客不雅的立場。讓真諦勸導我們，束縛我們，使各平易近族、各類文明在真諦之前，解脫各自的偏見，攜起手來，往創立世界文明。即使退一個步驟說，只為了要為本身的生涯追求一個安置，這種尋求真諦的立場也是需要的。[43]
這可以看作她離別“五四”話語那種急躁之后的思慮，但是，她的襟懷胸襟和目光并沒有脫開“五四”的那種高遠和世界性。
沉櫻1981年6月15日自美國寄給巴金的明信片
1972年，沉櫻分開臺灣往美國假寓，跟著年紀的增加，朽邁不期而至，疾病也找下身來，還有屬于一個白叟的孤單。1982年，她甚至賣失落在美國的家具和生涯用品，想回年夜陸假寓，可是沒有幾個月，她又回到美國。那一年4月，第一次到上海的時辰，巴金還在靜安賓館宴請了她，這也是老伴侶分隔四十多年后的重逢。可是秋天，第二次到上海，恰是她掃興地要回到美國、持續住進白叟院的時辰。她沒有再會巴金，她對伴侶趙清閣說：“我的有生之年未幾了，此次回來雖不盡如心愿，收獲仍是有的：看到了國度蒸蒸日上的變更，看到了巴金和你，不外我不想再往看巴金了，我對不起他，你代我向他傳達我的歉意吧。”[44] 趙清閣文中沒有說明，沉櫻為什么說她對不起巴金，我也不得而知。
我的感嘆是，她的回回之行，成了離別之旅。在回回和離別之后，她默默地走完了本身的平生。
注釋：
[1] 沉櫻1934年7月24日致巴金信，上海巴金文學研討會收拾：《寫給巴金》，年夜象出書社2008年4月版，第126頁。
[2] 沉櫻1934年8月19日致巴金信，上海巴金文學研討會收拾：《寫給巴金》，年夜象出書社2008年4月版，第127頁。
[3] 胡適1934年4月18日日誌，《胡適日誌選集》第7冊第103-104頁。
[4] 胡適1934年5月30日日誌，《胡適日誌選集》第7冊第121頁。
[5] 朱自清1934年6月3日日誌，《朱自清選集》，江蘇教導出書社1998年3月版，第9卷第295頁。
[6][7] 巴金：《繁星》，《巴金選集》，國民文學出書社1989年12月版，第12卷第477頁、477—478頁。
[8] 沉櫻：《我們的海》，《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臺北純文學出書社1986年9月版，第38頁。
[9] 見《〈一切的峰頂〉序》，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Ⅲ譯詩卷》，中心編譯出書社2003年9月版，第51頁。
[10][11] 梁宗岱1934年9月20日致瓦萊里信，原信為法文，此為劉志俠譯文：《梁宗岱晚期著譯》，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9月版，第412-413頁、413頁。
[12] 茅盾：《陳因密斯底〈回家〉》，《茅盾選集》，國民文學出書社1991年版，第19卷第195頁。小說頒發時，沉櫻簽名“陳因”。
[13] 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沈從文選集》，北岳文藝出書社2002年12月版，第16卷第221-222頁。
[14] 梁宗岱1935年5月10日致瓦萊里信，《梁宗岱晚期著譯》第419頁。
[15] 沉櫻1937年4月20日致巴金、靳以信，《寫給巴金》第128-129頁。
[16] 楊聯芬：《浪漫的中國》，國民文學出書社2016年4月版，第178、219頁。
[17] 田仲濟：《沉櫻往臺灣以后》，《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
[18][44] 趙清閣：《哀思夢沉櫻》，《長相憶》，文匯出書社1999年1月版，第106頁、110頁。
[19] 閻純德：《沉櫻，及其創作和翻譯》，《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2期。
[20] 沉櫻：《“雀巢鳩居”引》，1946年《野草》新2號。
[21] 沉櫻1979年12月14日致田仲濟，見《沉櫻自美國來信》，《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
[22] 王開平：《尋訪的故事》，《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38頁。
[23] 林海音：《念遠方的沉櫻》，《隔著竹簾兒看見她》第14頁。
[24] 鐘梅音：《讀〈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有感》，《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臺北年夜地出書社1980年12月版，第188頁。
[25] 羅蘭：《我讀褚威格的小說》，《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第192頁。
[26] 沉櫻：《寄自遠方——給張秀亞》，《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188頁。
[27][28][32][33][34] 沉櫻：《翻譯的樂趣——沉櫻譯序精摘》，《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217-218頁、220頁、224-225頁、220頁、223頁。
[29] 沉櫻：《〈瑪娜的屋子〉前記》，《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266-267頁。
[30][31] 沉櫻：《〈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七版后記》，《一位生疏男子的來信》第176頁、174頁。
[35] 沉櫻×年12月7日致梁宗岱信，見《沉櫻、梁宗岱的最后通訊》，《隔著竹簾兒看見她》第169頁。
[36] 沉櫻：《果園的門客》，《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46-47頁。
[37] 沉櫻：《小屋·友誼·譯作——〈車輪下〉譯序》，《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247頁。
[38] 司馬秀媛：《柚子花開時》，《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442頁。
[39] 沉櫻：《陽臺上的花》，《春的聲響：沉櫻散文選集》第59頁。
[40][42] 羅蘭：《天之涯，地之角》，《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
[41] 張秀亞：《藝術的沉櫻》，《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1期。
[43] 沉櫻：《〈我最心愛的讀物〉附跋》，《悠游之歌》，陳锳出書本，1972年5月2版本，第1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