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尚書》研討史亟待收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講座場地戊戌臘月廿四日丙寅
耶穌2019年1月29日
《尚書》是五經之一，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治道1對1教學之本”。中國現代的《尚書》研討起自兩漢遞至明清。近代以降，隨著歷史和學術語境的宏大轉變，《尚書》研討也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清代樸學的研討方式獲得繼承和發展，重視審音識字、考辨文義；另一方面，甲骨文、金文等新出土資料以及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文學、地輿學、地理學等學科被引進《尚書》研討領域。總體來說，至20世紀上半葉，《尚書》研討構成了三年夜派別——講座場地傳統派、新證派、古史辨派，各派皆有鮮明的治學特點和代表人物。
“傳統派”延續了清儒訓詁文字、考辨義理的研討方式。“傳統派”又分為古文和今文兩年夜學教學派。古文學派以章太炎為宗，其兩部著作《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上援先秦文獻，下攬漢魏馬融、鄭玄、王肅古文之說，融會貫通。門生吳承仕、沈延國、諸祖耿等人多承章氏治學理念，以古文之說審識句意，辨認特別文法結構。總體而言，古文學派體個人空間現出“發揮文字訓詁之所長，充足運用《逸周書》資料與《尚書》相印證會議室出租，又能以新發現的魏石經《尚書》的古文資料闡發漢古文的義蘊”的治學特點。梁啟超作為今文學派的代表，“能夠超脫于門戶立場，對于今文、古文進行比較客觀的學術剖析”。梁氏雖無《舞蹈場地尚書》專著，卻有多篇文章觸及《尚書》的研討，如《禹貢九州考》和《又禹貢九州考》。
“新證派”又被稱為“新考據學派”，即應用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資料研討《尚書》。王國維作為“新證派”的代表人瑜伽教室物，開啟了20世紀《尚書》研討的新范式，一方面將清代樸學的考據傳統發揚光年夜，另一方面不斷擴年夜學術視野，不僅重視傳世文獻的應用，更重視新出資料的學術價值。他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運用地下資料結合傳世文獻考證禹及殷之先公先王與商諸臣及都邑。王氏雖然沒有留下系統研討《尚書》的著作，但其結果和觀點在相關講義中都有所體現。好比，吳其昌《王觀堂師長教師尚書講授記》及劉盼遂《觀堂學書記》，二書互為補充，可見王說之全。于省吾是繼王國維之后通過甲金文資料研討《尚書》的大師，代表作有《雙劍誃諸子新證》《雙劍誃群經新證》等，此中《尚書新證》旁征博引、搜羅宏富。于氏善于應用吳年夜澂開創的運用金文詞匯與《尚書》字詞比較的研討方式，在把握豐富資料的基礎上，運用二重證據法對《尚書》各篇詞句瑜伽場地詞義進行了梳理，糾正了自漢以來的不少誤釋。
屈萬里亦以甲骨刻辭和金鼎銘文考證《尚書》聞名，代表作有《尚書釋義》《尚書今注今譯》《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尚書異文匯錄》等。屈氏治學集中在《尚書》注釋譯解及《尚書》異文研討兩個瑜伽教室方面，表現出“以共享空間經證經”“以出土文獻證經”“以現代典制及習俗證經”的治學特點。陳夢家的代表作《尚書通論》分“通論”“專論”“講義”三部門，幾乎囊括了“尚書學”的一切主要問題。“講義”聚會場地選取今文《尚書》中的《甘誓》《湯誓》《盤庚上》《年夜誥》四篇，講座場地結合西瑜伽場地周金聚會場地文，研討《書序》、傳本，并訓釋文字，進而考定各篇時代，方式頗可借鑒。
除此之外，楊樹達、郭沫若、丁山、唐蘭等亦是以古文字考證《尚書》的代表。“新證派”學人為《尚書》的研討供給了新的研討方式及研討思緒，年夜年夜推動了《尚書》研討的學術傳播。
古史辨派側重辨偽書與考偽史。顧頡剛在《尚書》訓釋及諸篇年月的考辨上舞蹈場地作出了宏大貢獻，曾編寫《尚書研討講義》《尚書學參考資料》《尚書文字合編》（與顧廷龍合著）等。中華國民共和國成立后，顧頡剛的門生劉起釪繼承師志，完成了《尚書校釋譯論》。該書分校釋、今譯、討論三部門，是教學場地對《尚書》學訓詁與考釋的主要總結。劉起釪在《尚書》方面貢獻出色，先后著有《尚書源流及傳本考》《尚書小樹屋學史》《古史續辨》《尚書研討要論》等。錢玄同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學者之一。錢氏本出于章太炎之門，后轉向了今文學。他在《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對《古文尚書》進行辨偽，認為六經皆孔子托古而作，進而提出今文亦為偽作。錢玄同的門生周予同著《經今古文學》宣揚今文之學，態度比其師平實得多，對于清楚《尚書》古文、今文的學派發展年夜有裨益。此外，古史辨派的其他學者也做過《尚書》的考辨與研討任務：余永梁辨析《費誓》、劉節作《〈教學洪范〉疏證》、何定生討論《尚書》文法。
在中國《尚書》學史的構會議室出租建中，20世紀上半葉的《尚書》學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感化。一方面，無論是傳統派、新證派還是古史辨派或其他從事《尚書》研討的學者，都在充足總結後人結果的基礎上展開討論，可以看到明顯的師承關系與傳播譜系，客觀總結各學派學者的傳承脈絡就顯得尤為主要。另一方面，20世紀上半葉的教學場地《尚書》學研討及相關著作在1949年以后仍有發現，如于省吾的《書簡詁》（底稿）、徐中舒在暨南年夜學所用《尚書講義》、顧頡剛在廈門年夜學所用《尚書講義》等，皆可用以研討此前的《尚書》學史。更為主要的是，20世紀上半葉開創的諸多學派在20世紀下半葉仍有傳承，它們在學脈、研討陣教學場地地以及理論主張上的承襲與拓展，為我們回溯其前史研討供給了主要線索。
就今朝而言，尚無一部周全梳理總結20世紀上半葉《尚書》學發展的著作，是當前《尚書》學術史研討的一個空缺。對于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明清的《尚書》學研討，皆有專著或博士論文問世，這就使20世紀上半葉的《尚書》學研討顯得非分特別主要。筆者認為，相關研討可將派別、研討主題及思惟主張、理論方式作為20世紀上半葉《尚書》學研討的關鍵節點，既有以“人”和“書”為中間的“點”的研討，亦有以時間為中間的“線”的研討，還有以“學派”為中間的“面”的研討。這不單有利于周全掌握《尚書瑜伽場地》學研討在這一時期的學術價值，也將為當下的相關研討如清華簡《尚書》的研討供給主要借鑒。
（本文系中國博士后面上資助項目“二教學十世紀上半葉《尚書》學研討史論（1900—1949）”（2017M623076）階段性結果）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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